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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信很短。

    “赵鑫先生：谢晋老师给了我《家庙》的油印本。”

    我今年二十三岁，还没拍过长片。

    但我想拍一个故事：一九八一年，上海闸北，一个六十四岁的老人在拆迁废墟上，用青砖搭了座十厘米高的家庙。他摆了三副碗筷，忘了筷子，从地上捡三根细树枝折成筷子长短，架在碗沿。

    他说：静仪，婉清，将就一下，明年买新的。

    我想把这场戏拍出来。

    不是为了获奖，不是为了给谁看。

    是为了我爷爷。

    他一九七五年走的时候，也是春天，也是下雨，也是没有筷子，用树枝折了三双。

    我那时候六岁。

    我当时不知道，那是什么意思。

    现在我知道了。

    这个剧本，什么时候能拍，我不知道。

    但我会等。

    等得起。

    赵鑫把这封信，收进抽屉。

    和谢晋的信、陈启明的公函、吴念真的请柬，放在一起。

    六年前的今夜，他在深圳湾边脱掉湿透的外套，朝对岸游去。

    海水灌进嘴里，他以为自己会死。

    脑子里只有一句话：我妈还没吃上我挣的饭。

    六年后的今夜，他在凤凰木下站着。

    树上的花比五月少了三成，被雨水打落的，被威叔扫进簸箕地，被谭咏麟夹进歌词本的。

    但那棵树还在。

    根扎在从槟城运来的土里，扎在威叔每天测三次的温湿度数据里，扎在周阿福一九八零年，亲手嫁接的那根枝条里。

    扎在他自己，也不知道有多深的，这片异乡的土地里。

    八月十七日，陈启明从新加坡，发来电报。

    “李光耀先生会晤时间确认：八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，总统府。

    议题：被踢出家门的孩子，如何自己建一个新家。

    他问：香港来的那位赵先生，是那孩子本人，还是替孩子讲故事的人？”

    赵鑫拿着电报，站了很久。

    然后他拿起笔，在回执栏写了一行字：

    “我是那孩子。”

    “也是讲故事的人。”

    写完，他放下笔。

    窗外，凤凰木的枝叶，在晚风里轻轻摇。

    威叔正在收拾浇水的工具，临走时回头看了一眼树冠，忽然愣住。

    “赵总！”

    他指着最高处那根枝条。

    在六月落尽花苞的枝头，一粒新的骨朵，正从叶腋间探出来。

    很小。

    很硬。

    像还没学会说话的孩子，第一次开口前的沉默。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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